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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?

   我的朋友里有好几位与我一样,对敦煌藏经洞的故事很有兴趣。曾经问过止庵,他说有兴趣的,可惜是看了余秋雨的 《道士塔》 之后才知道的。也曾经问过藏书家韦力:你收集藏经洞的古遗物吗? 他回答有,并且还是五米之长卷,而非指甲盖大小的残片。我的敦煌情思,有一部分来自我的经历,曾经在与敦煌的地理环境相差不多的青海德令哈待过两个寒暑,两地共同之处即“熇燥,寒肃,苍垠,邈远”,或用岑参诗喻之,“走马西来欲到天,辞家见月两回圆。今夜不知何处宿,平沙万里绝人烟。”

   相对于历史好奇者,对于敦煌藏经洞 (亦称石室) 有兴趣,出了研究成果的不乏刘半农、向达、王重民这样的学者;也有张大千、常书鸿、谢稚柳等等好多艺术家。前者侧重石室经卷,后者侧重洞窟壁画。

   谢稚柳 《敦煌艺术叙录》 的前言,沉郁古茂,情文兼至,令人心驰神往。

  “一九四二年秋,余自重庆北游敦煌,观于石室,居此凡一载。敦煌石室,肇始于苻秦时沙门乐僔,其后率相营建,以迄于宋。伽蓝灵胜,彩笔纷华,可谓盛矣。然而数百年来,谈绘事者,低徊于宋元褚素之间,半幅盈尺,一山一水,咨嗟赏叹,已争讶其希珍。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,信同乎寻梦。此千壁丹青,千百年来,寝声掩燿,往哲云迈,阒其衰乎! 石室在敦煌城南,中经四十里,冲风成阵,茎草不滋,黄沙弥望,广漠几千。既居久,无所取乐,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,沙风如虎,半日曝野,面色成焦墨,引以为笑乐。岁月忽忽,回首已七年前事,彩壁灵岩,凝想犹昨,每与朋好谈西北往事,因成此记,年来鬓犹未斑,而思力先竭,不胜追忆,脱略谬误,殊不免耳。”

   读过情辞俱胜的这段话,我多少可以理解止庵所谓的“可惜”。

   敦煌如艺术圣地,艺术家如朝拜者,他们追求艺术的诚挚虽然感人,但尚不足以感天动地。谢稚柳只不过在荒漠中待了一年,面孔连吹带晒黑黝黝了一层而已;“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”,难比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”的阵势。张大千的敦煌艺术之旅,留下的却是毁誉参半的评论,当年即有傅斯年等指出:“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壁画,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画,并非在一平面之上,乃最早者在最内,后来之人,于其上层涂施泥土,重新绘画。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,故先绘最上一层,绘后将其剥去,然后又绘再下一层,渐绘渐剥,冀得各代之画法。冯、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,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,未能计及。盖壁画剥去一层,即毁坏一层,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,而对于整个之文化,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,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。”

  有人说坏,有人说好,世之常情。常书鸿与张大千是同行,张大千离开敦煌之时正是常书鸿初来乍到之时,常书鸿很感激张大千临别所赠“寻蘑菇路线图”,因为“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,没有什么蔬菜,天然的食用蘑菇更是难以发现,因此,各人如有发现都尽力不让他人知晓,以保障自己的来源。”

   我前面所说感天动地者,常书鸿也;不胜唏嘘者,常书鸿夫人陈芝秀也。我同情和理解背叛常书鸿和孩子的陈芝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常陈都是“自私之人”,我不认为常书鸿的“艺术至上”是多么高尚的挡箭牌。

   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“我是在法国里昂出生的。1927年,我的爸爸常书鸿从家乡只身去往法国,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。1928年,我母亲陈芝秀也到了里昂陪伴父亲,于是1931年有了我。”

   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那时候从落后的中国到号称艺术之都的法国,近乎一步登天。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,这个三口艺术之家也许就在法国扎根一辈子亦说不定,当然赶上“二战”法国投降,又是好几年的动荡。真如张爱玲所云“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,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,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”

   容得下的前提是“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,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”然而常书鸿一次偶然的闲逛,于巴黎塞纳河边旧书摊看到一本 《敦煌图录》,立即被敦煌的神秘和敦煌的艺术搞得心神不属,就此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,更是直接颠覆了陈芝秀的人生轨迹。

   敦煌的魅力使得常书鸿存心要离开巴黎,正好这个时候,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发来电报,聘请常书鸿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。1936年秋,常书鸿把陈芝秀和常沙娜留在巴黎只身前往北平。常书鸿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,他在回忆录中称“我要尽快去敦煌!”接下来的回忆,就真假难辨了。常书鸿称“1937年7月7日那天,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,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。有人说,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们开火了! 我们全都一惊,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。”

   事实上,“七七事变”是7月7日夜间发生冲突,8日凌晨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守军进攻 (开炮),所以7月7日白天没有炮声。另外,北海公园距卢沟桥约五十里,什么样的炮声能传如此远?

   战争爆发之时,陈芝秀常沙娜母女正在返国的轮船上,本欲在北平与常书鸿团聚,这下不成了,常书鸿已去了南京,最终全家在上海团聚,六岁的常沙娜第一次踏上母国之地。一家人在一起,才像一家人,陈芝秀追随丈夫到了巴黎,又为了追随丈夫从巴黎回到中国,然后一路迁徙,直至1939年在昆明才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。看看1939年常书鸿画的恬静的画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影,我甚至想,如果时间凝固在1939年,如果常书鸿不坚持做他的“敦煌梦”,算了,算了,“如果”等于痴人说梦。1939年以后的几年,逃难时断时续,是相对平静的几年,钱锺书 《围城》的时代背景也是这苟安的岁月。

   1941年7月,常书鸿的第二个孩子常嘉陵出生,三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,一女一儿,幸福之家。常书鸿的周围聚集着吴作人、吕斯百、徐悲鸿这样一流的画家,艺术氛围堪比巴黎沙龙。谁能想到呢,常沙娜说:“就在我家经历了千辛万苦,生活终于稳定下来的时候,爸爸又在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。”陈芝秀激烈反对常书鸿:“你疯了,我们刚刚安顿好,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、西北去啊? 在巴黎你是讲过的,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吗? 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,千辛万苦到了这里,才安定下来,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,要成长了,你怎么又想走! 还折腾? 不同意!”

   胳膊拗不过大腿,1943年晚秋陈芝秀带着两个孩子还是跟着常书鸿去了敦煌,路途之艰苦,可想而知。我想起五十年代初,母亲带着我和姐姐随父亲从上海迁到北京。从有冲水马桶的小洋楼搬进了用公共茅房的小四合院 (西房),父亲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,可是母亲没能活到五十岁。

   接下来的剧情谁料得到?1945年4月,陈芝秀借口去兰州看病,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总务赵主任私奔,并于兰州登报声明与常书鸿离婚。

   陈芝秀的背叛,无可转圜,可是上天对她的报应未免过于残忍,别忘了,犯错的女人总归也是弱势的一方。陈芝秀与姓赵的结婚后没几年全国解放,姓赵的被关进监狱,病死狱中。陈芝秀生活无着,只好改嫁给一个穷工人,并生了一个儿子。因为生活贫困,陈芝秀只能在街道给人家洗洗衣服勉强度日。1962年,常沙娜通过“同情妈妈”的大伯伯见到了陈芝秀,常沙娜没有眼泪也没有一句话,陈芝秀也没有眼泪只是说“沙娜,我对不起你们……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,你爸爸也有责任。”“现在我也很苦,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”常沙娜自此背着父亲给陈芝秀寄钱,一直寄到1979年,这年八九月间陈芝秀心脏病猝死。

   常书鸿1994年6月辞世,享年九十岁,他的骨灰安葬在望得见敦煌莫高窟的沙丘上,离那个开始于塞纳河畔的敦煌梦,整整过去了六十年。

   十二岁的常沙娜在到达敦煌的第二天,惊呼“千佛洞的天好蓝呀!”一旁的常书鸿问陈芝秀:“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