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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遥古城缘何走向世界 ——写在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二十周年

       1997年12月3日,对历经百年沉浮的平遥古城来说,是一次历史性的命运大转折。当地时间19时04分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审议通过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我作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划人和主持者,有幸成为中国代表团一员,亲历了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,至今仍难表述当时欣喜之极的心情。那个夜晚,我心潮起伏,伴着地中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入睡,想到远在天边的家乡故土,想到匆匆逝去的如烟往事……从最初给省长写信,建议探索平遥古城保护新路,到亲眼见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,我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,花去了整整五年的时间!
  五年前,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,号召全党全国人民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,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,强调“发展也是硬道理”。在全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热潮中,山西省委、省政府很快在全省掀起了“经济上新台阶大讨论”。我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、党组副书记,兼厅直机关党委书记,也结合本职工作,积极思考如何开拓创新,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。
  古城困境

       那时平遥同国内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,深陷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难的尴尬境地。由于贫困,财政捉襟见肘,保护资金杯水车薪,无以为继;同时又因古城保护要求,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,成为全省人口最多的穷县,无奈之下捧着金饭碗要饭吃,不管释晋中地区行署哪方面的领导路过平遥,县里都会向上伸手要钱。故而上级领导唯恐避之不及,没人愿去平遥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平遥时看到的景象:古城一派萧条衰颓,城墙斑驳残损,街巷坑洼不平,污水粪便横流,鸡鸣犬吠声声。所到之处都是乱搭乱建的大杂院,纵横交织的照明线随意悬挂,密如蛛网的家用电视天线遮天蔽日。整个古城像个脏乱差的农村大集镇。虽说1986年平遥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此前总体规划也确定了古城、新区两不干扰的总体格局,但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既把古城“保”下来,又让古城“活”起来的问题,县委、县政府无所适从。副县长王志毅曾对我说:“为了保名城,什么都不敢随便动,可经济上不去,居追境不改善,政府就是没办法给群众交待。”
  抓住转机

       恰在此时,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让历尽坎坷的平遥古城拨云见日,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转机。这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对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现状调研,结合国外考察体验,想到可否在保护古城的同时,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,从旅游收益中为保护古城积累资金,形成良性循环。于是在邓小平重要谈话鼓舞下,1992年12月10日,我给刚到任的山西省省长胡富国写信建言,很快得到省长认可,让我考虑具体办法。不久建设厅边宝莲发表了题为《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考》论文,主张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。这篇论文被国务院研究室以《历史文化名城应走保护与发展并举的路子》为题,1993年7月3日编发在国务院参阅件上,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重视,要求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政府研究思考。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可福受副省长张维庆委托,很快召集建设厅、文物局、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和晋中地区行署开会,结合我给胡富国省长的建议信,决定由建设厅牵头拿出实施意见。为此组成编制组,由我任组长,文物局副局长高可、平遥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、副县长安锦才任副组长,王银仙、边宝莲、周贵贤、郭庭儒等参加。
  创新思路

       鉴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,由文物保护拓展而来,照搬了原状保护文物的原则,对名城经济和社会民生关注不够,尤其不赞成旅游开发。因此推动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并举一开始就遇到很大阻力。关键时刻建设部副部长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周干峙给了我鼓励,说“不是不可以,但是一定要拿一个可行方案,要经过专家论证。”为了给深陷保护与发展两难困境的平遥古城寻找一条出路,我和我的同事们鼎新求变,苦苦探索,记不清走过多少大街小巷,踏勘过多少民居院落,并多次登门拜访,向老一辈专家求教,才在周干峙、郑孝燮、罗哲文、王景慧和郭旃的指导下,编制完成了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。随后我和杨子荣、王银仙、边宝莲、王志毅、耿云汉、冀太平在襄樊会议上拜会了建设部叶如棠、周干峙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、郑孝燮、罗哲文、以及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富春和副秘书长史凡,请示汇报,征求意见。在中国名城委支持协助下,促成了论证会在平遥古城召开。
  1994年6月9日至12日,来自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的领导、专家、名城委常务理事和新闻媒体记者共160余人云集平遥,在实地考察,听取研究成果后,高度评价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,认为这项战略研究站在历史高度,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继承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,提出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的总体思路很有特色。旅游景点开发总体目标和分期实施的规划符合平遥实际,可行性较强。因此,可以作为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。

郑罗倡议

      就在这次会议上,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找到我,建议安排大会发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。原来1992年7月建设部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名城保护规划培训时,王志毅和县统战部副部长成乃凡听了巴克莱·琼斯先生讲座,从欧洲一些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启发,最早建议平遥“申遗”,而且得到了郑老和我的赞同,在县长刘高明支持下,着手组织建设局和文物局筹备,后来因为县委、县政府未成共识而夭折。这次平遥论证会上群贤聚会,王志毅再提“申遗”建议,我认为是一个好时机,经和省文物局副局长高可、平遥县委书记廉兴有、县长刘志杰一番沟通,并征得郑老和罗老同意,请二老在大会上登高一呼,宣读了将平遥古城率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,获得了与会代表一致赞成,由此拉开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。
  会后,我按“申遗”程序抓紧起草了《关于将平遥古城申报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请示》,呈报建设部。接着又代省政府给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起草了同样内容的报告。
  然而当初平遥古城的现状不能不令人担忧。城内几家工厂企业和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建设破坏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,历史纯度远不如欧洲那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,对“申遗”能否成功?心里没底,思想压力很大。郑老分析指出:平遥古城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体系,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古城形制,是明清社会的缩影,现存历史纯度不低于90%。为了力荐平遥“申遗”,他给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写信。短短半年有10位部局领导接踵而至平遥古城考察指导。郑老还带专家组亲赴平遥深入考察,写出研究报告,系统阐述了平遥古城价值特色,期间拜会山西省副省长,吁请省政府制定特殊政策,加强对“申遗”工作领导。在周干峙、郑孝燮、王景慧、郭旃指导下,我们对“申遗”文本、图片和视频制作做了充分准备。1996年5月5日,我和刘志杰一行参加了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的会审之后,安排王银仙、张桂泉、王中良留驻北京修改整理四十多天,以郑老的考察研究报告为蓝本,终于完成了文本撰写。紧接着平遥“申遗”开始转入环境整治。

闯关申遗       那次平遥论证会后,省委书记胡富国、省长孙文盛亲自为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题词。省政府很快成立了平遥古城“申遗”工作领导组。不过看似顺风顺水的平遥“申遗”,实际阻力重重,推进异常艰辛。在那个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,一味片面追求GDP的年代,省政府、晋中行署和部门的领导大都缺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,不少人认为即使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,拿到的也只是虚名,而不是钱。在整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,省政府没给专项经费。副省长杜五安主持领导组会议议定平遥古城环境整治资金,省市有关部门迟迟不到位。以致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田中淡先生的费用,完全靠县里自筹,连我和我的同事也唯有背水一战,捐款救急。平遥古城“申遗”在很多时候不得不“公事私办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刘志杰书记喊出了“申遗成功与否都是赢家”的口号,带领平遥县委、县政府一班人举全县之力,并由副县长安锦才坐镇一线统筹指挥,建设局长范良组织协调项目运作,全力以赴组织环境整治,动员起了所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。

荣膺桂冠

        回想闯关“申遗”艰辛的五年,朦胧寻途习古知今尊师悟真谛,背水一战奋力攻坚无米也为炊。我曾上百次往返平遥,亲自调研,拍照,座谈,走访,撰写文章,编导《平遥古城》“申遗”文献片,把平遥当成了自己的故乡。直到1997年11月底,我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远赴意大利那不勒斯,出席那次改写平遥历史的联合国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,携带的也仅有自己筹措的不到2万元人民币和十几包方便面,还有国画、布老虎、剪纸和绣花鞋垫,就是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,捧回了这顶世界遗产的桂冠!
  如今平遥古城昂首走向世界,产生的世界遗产效应不仅让世人了解了中国古城,也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而且化作了巨大的物质财富。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的总体思路,以及按照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形成的“平遥模式”也显示出了鲜活的生命力,以活生生的实例,诠释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,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创造性转化,创新性发展”的深刻思想内涵。

       一座古城的兴衰,就是一部社会变革的历史。平遥古城从如日中天,达到巅峰的清代,因世事动荡瞬间跌入谷底,直到进入改革开放,才又重返世界舞台。将近二百年沧桑巨变的多舛命运,令人不胜唏嘘感慨!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,揭示中国古城存废兴衰的规律,我潜心研究,十年笔耕不辍,总算在平遥“申遗”成功二十周年前夕,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《幸存的古城》,权且当作我送给平遥古城的一份厚重贺礼。